常先生自幼丧父，母亲在他十二岁的时候嫁到了外乡，从此断了音信。他的家已经不能以贫穷来形容，一间摇摇欲坠的茅草房，四面漏风的墙，一张硬板床和一床肮脏的看不出原色的被褥，就是常先生全部的家当。即便如此，他仍心怀感恩，因为正是乡亲们每家省下的一口粮食养活了他，让他得以长大成人。

　　常先生再次见到母亲时，他已经十八岁了。母亲是被人丢在家门口，那时，她已经不认识任何人。家中突然多了一个精神失常的女人，常先生的生活更加贫困。此时十八岁的他，已经不好意思再挨家挨户的讨吃的。就算这样，常先生依然没有绝望，没有像人们说的那样“扔掉”狠心的母亲。他相信，以自己的一膀子力气，即使没法大富大贵，但是足以养活自己和母亲。于是，那年春天，他以500元的价格卖掉了草房，除了防身的20块钱，他把所有的家当连同母亲都交给了村长“二叔”代为照顾。那年，不过十八岁的他和大多数家庭贫困的农村孩子一样进城当了苦力。

　　常先生对生活拥有很多美好的设想，他想盖一间瓦房，和妈妈一起居住；他想娶房贤惠的媳妇，照顾苦命的母亲；可是这一切都随着一箱掉落的货物终结了。虽然常先生被及时送进了医院，可是严重的伤势仍使他面临终身残疾的可能。得知这一消息，常先生觉得生活向他关上了所有的门，他感到无助且无奈。每当想到这样的自己很可能和母亲一起成为村子里的负担，他就觉得心脏像进了绞肉机一样。

　　然而，命运并没有打算就此放过他。常先生所工作的单位，在听说他的伤情严重，很可能残废后，以他是临时工为借口，拒绝再支付任何医疗费用。被独自抛弃在医院里，面对各种庞大的开支，常先生几乎失去了生存的勇气。

　　在这艰难的时刻，几个一同来打工的青年坐不住了，他们一面尽可能宽慰绝望中的常先生，一面想尽办法和工厂交涉，希望能多讨一点医药费。刚开始时，工厂的老板还会几千几百的给一点，可是时间一长，害怕被粘上的老板，一见到他们，不是躲，就是藏。眼看着，常先生的药费又快用完了，而他们接连着几次都没堵到常先生的老板。正在绝望之际，打官司这种想法在几个年轻人的脑中出现。

　　因为受教育水平不高，几个青年并不知道该在哪里讨回公道。只是凭借着一点简单的认知，从派出所找起，一直找到劳动监察大队，并通过劳动仲裁，维护了常先生的利益。

　　正应了天无绝人之路这句话，这端拨开云雾，那厢常先生的身体也奇迹般的开始恢复。事情到了这里，大家似乎可以松一口气。可事实上，真正的问题才刚刚开始。

　　虽然劳动仲裁判定常先生工作的工厂应预付一部分赔偿给常先生，并在其痊愈，经过工伤认定后确定最终赔偿额。但是，常先生他们却始终没见过赔偿金的影子。仲裁结果刚出来时，常先生的老板还有说有量的拖着，承诺等手头宽裕了会一次性付清款项。没过多久，老板竟又玩起了失踪的把戏。几个月后，就连厂子里也空无一人了。

　　知道这个消息，常先生他们急得就像一群热锅上的蚂蚁，完全乱了方寸。尤其是常先生几乎颤着手拨通了老板的电话。万幸的是，常先生的老板并没有换掉手机号码，对于自己所在的城市也未加避讳。但是一听到常先生要求给付赔偿的时，那端的态度立刻变得恶劣至极。先是指责常先生工作不努力，再又说因为常先生出事影响了厂子的风水，林林总总给常先生好一番数落。最后扔下一句“你不是能告吗，我就不付你的医药费，你告去吧！”接着狠狠的摔上电话，连常先生的恳求都不肯再听一句。

　　电话的那端响着一声声的忙音，电话的这端酝酿着一阵阵绝望的怒火。向来老实本分，知天命的常先生怎样也吞不下这口气。赔偿他从来没有想过，他只是希望自己的医药费有着落，不要成为乡亲朋友的负担。为什么这样小小的要求都变成了奢望呢？既然对方让他告，那他就去告，他相信公理一定会站在自己这边。可是，现在既找不到老板的人，也找不到工厂，这样的官司要怎么打。此外，他听同乡的人说，打官司是要钱的，自己如今不但一穷二白，还满身债务，这状他告得起吗？